正部级官员履新后首秀选择钓鱼台 原因很简单
一、何谓“走西口”
明时，其内长城的汉、蒙交界段有不少关口，像杀胡口、古北口、喜峰口、张家口等。边关安定时，这些关口皆为汉、蒙物资交流的“互市”之地。至清，中国版图进一步统一而稳定后，这些关口更成为贸易重镇，朝廷既驻有重兵，又设税卡，一举多得。我们通常讲的“走西口”的“西口”即“杀胡口”，在现山西右玉县境内，出了此口就是现内蒙和林格尔地区。清康熙帝平蒙古噶尔丹之乱返京时曾驻跸“杀胡口”，考虑到汉蒙各民族的和睦相融，康熙将此口更名为“杀虎口”，一字之改颇显康熙帝的睿智。多少年来，山西人北出蒙地讨生活、做买卖多经此口而行。之所以称其为“西口”，乃相对“东口”而言，“东口”即现在的张家口，与杀虎口对照，正好一东一西。所以历史上还有“走东口”一说，走东口也是山西人到蒙地讨生活、做买卖的一条路。西口路和东口路的分界处在现山西山阴县境内一个叫棋（歧）道地的村庄。该村的北边有个叫黄花梁的地方，从这里往西北的一条路通往杀虎口，往东北的一条路通往张家口。（清时张家口虽属直隶管辖，但口外的察哈尔、昭乌达等地区仍为蒙古地盘。）至今黄花梁那“丫”字形旧路仍依稀可见。电视剧《走西口》中田青、梁满屯、王南瓜背身扔鞋决定是“走西口”还是“走东口”的情境当发生在此地。无论走西口还是走东口，都是山西人远赴蒙古地区讨生活、做买卖的一种说法。不同之处在于走西口者远远多于走东口者，且走东口者做买卖的人居多。
另外山西人进蒙地还有一条水上“西口路”，即古西口渡。该渡口位于山西河曲县城水西门外的黄河“拐弯”处，也就是晋蒙陕“鸡鸣三省”的地方，因此地民风朴实历史上也叫“君子津”。从西口渡过黄河，右边是内蒙准格尔旗的大口渡，左边是陕西府谷县的大汕渡。现西口渡已被黄河上两座直通蒙、陕的现代化大桥取代，古渡成了一旅游景点。历史上河曲、保德地方的人从水西口去蒙古地区讨生活清以前就存在，而清时更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的蒙古地区是依清制而言，含历史上的内蒙和外蒙。外蒙是民国10年（1921年）才宣布独立的。当年晋商走西口活动的范围应包括整个蒙古地区。另外还有一点应弄清楚的是，现在内蒙境内的和林格尔、萨拉齐、呼和浩特、集宁以及包头等这些当年山西人讨生活、做买卖集中的地方，清时皆属“山西巡抚”管理，制府设在太原。晋蒙两地的不可分割性尤其突出。唯如此，在当初清政府关于“蒙禁”闭多开少的情况下，山西人才得以比较方便和顺利地去“走西口”。
二、哪些人在“走西口”
历史上不光是山西人在“走西口”。河北、陕西、甘肃、宁夏等好多地方的人也在“走西口”。直至今天，内蒙的好多城市或农村都是多民族、多祖籍的人杂聚之地。明显的特点是山西人最多。有的村庄干脆叫什么“代（县）家营子”等。而且除牧区外，内蒙大多地方人们讲话的口音和生活习俗基本上属“山西化”。
“走西口”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讨生活”的，另一类是“做买卖”的。讨生活的后来大多移居蒙地成为农民。（当然其中也有做了买卖的）。做买卖的就成了当地人称之的“旅蒙商”，而在旅蒙商中异军突起的就数咱们的“晋商”了。所谓讨生活就是在蒙地务农打工或挖甘草刨苁蓉。蒙人善牧而不善耕，蒙地多少肥沃的可耕地被闲置。同蒙地接壤的山西河（曲）保（德）偏（关）代（县）等晋北地区，地瘠土贫十年九旱，自家地养不了自家人。故从明时开始，就有不少人到“口外”垦地打工赚粮赚钱讨生活。清一统中国后，历史上所谓的“边境”地带得以较长时间的安宁和稳定，山西人去“口外”讨生活的与日俱增。起初清政府和蒙古贵族不允许汉人在蒙地长期居留，这些打工仔只能春去冬归，人称“雁行”。随着时间的流移，统治者意识到这些“走西口”的汉人对开发和稳定蒙地的经济发展有诸多益处，认为对这种逐年扩大的“打工潮”堵不如疏，禁不如管，因而才数度开放蒙禁，将这些流入蒙地的山西人（当然也包括其它内地人）实行编籍入户。这样大量走西口讨生活的山西人就在蒙地拖家带口扎根久居了。
太原、晋中一带的山西人“走西口”，打工务农的不多，拖家带口者甚少，大都是冲着经商做买卖去的。所以直至现在，晋北人称“走西口”为“讨生活”，晋中人则称“做买卖”。尔后在蒙地雄起的晋商中，成为大财东的当数晋中、太原的为众。当然落户蒙地的讨生活者成为晋商大户的也大有人在。
历史上清政府允许内地人去蒙地合法经商最早受惠者乃属晋商。公元1691年（清康熙30年），康熙帝击败噶尔丹叛军，收伏北蒙三部，在多伦诺尔“会盟”后，蒙古各藩要求中央政府允许内地商人到蒙地开展贸易，清政府特许当时在京城已享盛誉的八大晋字商号持“龙票”在蒙地开设“分号”（也即现在的连锁店），这八大“票商”就成了历史上所谓的“红顶商人”。“龙票”是当时由皇帝御准的经商执照，注明经商者的经营地区、商品种类以及经营期限等，且享有一定的专利和特权。不过，后来的“龙票”就成地方政府颁发了，而且也不仅仅只给“晋商”颁发，还有其他内地商家。
三、“走西口”说法的泛化与统一
山西先于“走西口”的说法为“走口外”。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便是例证。这说明河保一带的农民从水路“走西口”去蒙地讨生活打工是较早的。尔后大量山西人从旱路去蒙地讨生活做买卖形成一种移民潮时，“走口外”便演变为“走西口”了。与此同时“走东口”的说法也弱化了。原因在于山西人“走西口”早于“走东口”，而“走西口”者又多于“走东口”者。另外“西口”在咱山西境内，当然山西人就要唱响《走西口》了。说起一百多年前咱太原姑娘“孙玉莲”唱出的“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泪蛋蛋流”这首情义绵长的《走西口》民歌，其历史功勋是无可替代的，就是这一唱、这一曲，唱出了所有内地人去蒙地讨生活、做买卖的统一标牌，也唱出了一次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的移民潮，唱出了一支彪炳史册的商业大军———晋商。
关于“走西口”的定义和内涵。山西人和内蒙人是有差异的。山西人讲的“西口”很明白就是“杀虎口”，“走西口”就是走出杀虎口，去蒙地讨生活、做买卖。内蒙人讲的“西口”是指东起多伦西至临河的一个广阔的长条地带，包括了多伦、张家口、集宁、呼和浩特、包头、东胜、五原、临河等当年晋商活动较集中的地方。我想内蒙人的这种解释，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强调的是你们晋商是来到我们西口这儿做买卖的，而山西人强调的是我们晋商是走出西口才到你们那儿做买卖的。这其中主客位置不同。所以内蒙人现在致力于研究“西口文化”，山西人则致力于研究“晋商文化”。
四、晋商雄起的原因
何谓晋商？现在人们一般来讲是指“走西口”在蒙地靠经商而发家的山西人。在蒙地经商发起来的当然也有其它地方的内地人。但唯独山西商人异军突起，成为雄踞华夏、纵横欧亚、兴盛三百年的晋字号商帮。这又是为什么呢？除人们通常讲的晋商诚信、勤奋、精明、吃苦、坚韧、协作等浅层次的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条：
一是历史原因。晋人善贾源远流长。晋地应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地区。晋人很早就掌握了农耕、养蚕、晒盐、造酒、挖煤、治水等人类的先进技术。远从“春秋”时起，晋地即是中国发达地区，晋人从商者居多，事实上，到明代，晋人的买卖已做到全国不少地方，晋商已跻身于全国商界“三强”（晋商、徽商、潮商）之列。俗话讲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的。当内地人有条件到草原大漠去发家致富时，山西人当然便捷足先登了。
二是地理原因。山西与蒙地山水相连，历史上你来我往，互相渗透，早已连成一体。山西地处中国北部的中心地带，虽说不东不西不是“东西”，但她南通豫鄂湘粤，西达陕甘蜀滇，东出冀鲁苏浙，把中国大多数地方生产的、包括海外舶来的林林总总的各色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蒙地，再输送到北欧、东欧、中亚、西亚，也只有咱山西这块地方的人能做到，也只有晋商能做到。晋商不兴，“地”理难容。
三是政治原因。清王朝建立后，中国的国家版图，得以长时间的统一和稳定，那条长长的边墙上的各个“关口”变成了“口内”和“口外”相互交往的友好通道，而以诚信为本的晋商又是被清政府最早认可的商家，因而边墙北边广袤的商业处女地，便成为晋商大展身手的夺金战场。
有以上三条，可以说晋商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晋商的雄起也由偶然成为自然、成为必然。
五、晋商为何能长盛数百年
晋商之所以能依托蒙地而雄起中华，而且又数百年长盛不衰，同其自身对商业理念和手段的创新分不开。一是晋商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度。即财东有资本股，职员有人身股。这是企业投资理念的一种划时代革命。二是晋商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即财东不插手具体业务，只是聘用“大掌柜”实施对所有业务的经营管理，财东即现在的董事长，大掌柜即现在的总经理。这是企业管理机制的一种划时代革命。三是晋商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连锁经营方式。即商家的“分号”（连锁店）开到了全国各地，乃至国外。这是企业经营体制的一种划时代革命。四是晋商创建了中国最早的金融流通体系。即“汇通天下”的票号业。这本是中国金融业的一种划时代的革命。我之所以把晋商这“四大创新”赋以“划时代革命”的桂冠，是因为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仍旧依附于这四大创新。现代中国企业改来改去还不是在这四大创新的基础上打转转？晋商为我们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上关于企业经营管理的最佳理念和模式。这是晋商能够长盛不衰的最根本原因。仅此，晋商就足以彪炳史册。
六、晋商的历史贡献
晋商的历史贡献可分为精神的和物质的两个方面。精神的即前面所讲到的四个创新和其一整套的经营理念。也就是现在我们一直在研究和倡导的晋商文化。我这里想强调的是关于物质方面的。首先，历史上晋商对蒙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友好交融是功不可没的。蒙地直至现在，大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与晋商的活动有关。“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一个大盛魁半个归化城”此言非虚。其次，晋商依据这些逐步兴起的商城，在漫瀚的大漠草原上开辟了三条著名商道：一是北跨阴山经二连浩特出恰克图的北商道；二是延阴山山脉西进，经宁夏、甘肃、新疆等地出塔城的西商道；三是顺阴山山脉东进，经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出海兰泡的东商道。晋商把长江南北的经营产业同设在蒙地的经营产业结为一体，通过这三条商道，把中国内地的茶叶、丝绸、瓷器、食盐、皮革制品、日用杂货，甚至海外舶来品，源源不断地交流到中国北部（包括京畿一带）、西北部、东北部各族人民的聚居地，直至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朝鲜等国外多个地区。试想当年晋商成千上万峰骆驼络绎不绝地在这三条商道上“叮咚”而来“″叮咚”而去是何等的壮观。延续多年的这种“壮观”，该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多么重大的变化呀！现内蒙有专家称这几条商道为“茶叶之路”，意在同历史上唐代形成的西域“丝绸之路”相呼应。我以为晋商开辟的这三条商道的历史意义和历史贡献毫不亚于“丝绸之路”。需要指出的是后人只看到晋商的成功和财富，素不知这成功和财富的背后隐埋着多少人的生命和生命付出的艰辛。
七、晋商为什么会消亡
很多人都在关注和研究晋商的衰败。我则认为晋商是消亡了，是消失、死亡了。这样讲似乎过于残酷，但我们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历史意义上的晋商确实是消亡了。衰败也罢，消亡也罢，终归有其自身的和客观的原因。不少人在晋商自身上找问题，认为晋商保守封闭，不能和时代接轨，抱残守缺，不积极推进改革……等等。其实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在我看来，晋商的衰败和消亡跟中国的国运密切相关，跟历史的走势同起同落。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先是大清王朝的没落凋零，后是中华民国的乱世纷争。国力曾是世界第一的中华大国竟尔沦为“东亚病夫”。一头自以为是的“睡狮”是被那些外部的和内部的窃贼强盗折腾醒了，但醒来后的并不是一头气宇轩昂的“雄狮”，反而成了一头步履蹒跚的“残狮”。国运盛商业兴，时势顺商业劲，这本是一个浅而易见的道理。再辉煌的国家也经不住一百多年的折腾。国尚如此，晋商若不消亡岂非咄咄怪事？晋商在历清康、雍、乾、嘉几朝而逐步发展成为执商界牛耳富可敌国的中国第一大商帮。可恰恰是这“富可敌国”的桂冠给晋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恶运。当“纵横欧亚九千里”的晋商大号“大盛魁”可用50两重的元宝，将库仑（乌兰巴托）到京城（北京）的道路铺满时，清王朝的皇帝和太后却要向你“借银子”花，想想那些最高统治者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奴才的钱比主子的钱还要多，这还了的？不整死你才怪呢！爱新觉罗家族的气数尽了，可咽气之前不把你晋商盘剥压榨个一穷二白能说得过去吗？不光是晋商，就连其它什么徽商、潮商也盖莫能免。
历史的演进，带来了铁路、公路交通的发达，推动了国家银行和官办外贸的垄断，晋商活动的地盘越来越小，经营的业务越来越窄，经营的资金越来越少，其元气当然也是一损再损……直至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晋商生存的内外条件皆不复存在了。晋商呢？当然也随之消亡了。真可谓：人间商道也沧桑。
八、晋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晋商虽然消亡了，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宝贵财富，这就是晋商精神和晋商文化。晋商的经营理念、创新意识、开拓精神和处世方略，无不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和发展的经验或圭臬。精神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历史的传承是文化的传承，虽说星星已不是那颗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但星星和月亮总是要发光的。继承晋商精神，弘扬晋商文化是我们的责任。
